在中國的茶葉發展史上，有一個奇特的現象往往被茶學專家們所忽視。那就是古代的茶人，或者說極少數的“能工巧匠”一直在不間斷地做著一種嘗試——將茶葉的纖維物質與茶汁分離，並將獲得的茶汁進行再加工，還原成更高一級可飲用的超級茶產品。
也許，這種實踐由於涉及面極少，不是茶葉發展的主流，沒有納入茶學專家的視野。但它後來卻逐漸演變成高端茶葉的一條分支。
這是一條非常了不起的分支，也可說是一條“高貴”的分支。因為沿著這條線走出來的茶品，都被冠以“貢品”的頭銜，遊蕩於皇宮之內，成為歷代皇室的“奢侈品”，歷經千年而不衰。
普洱茶膏就是沿著這條分支逐漸浮上水面的。到了清朝，它又成了這條分支的主流，或者說唯一的茶品，獨自開闢二百年的風光歷史。
當然，讓我們回到理性的觀察中，站在歷史的角度，你會發現，普洱茶膏不是某個時期、某一個人的偶然發現，而是有一個長期的演變過程。
▲敦煌莫高窟的唐朝壁畫
在普洱茶膏沒有形成之前，中國的唐朝與宋朝時期已經積累了大量的茶膏生產經驗，雖然那時的很多茶膏品種沒有延續下來，或者說因工藝及品質的不成熟的原因而“半路夭折”，但卻為後來的普洱茶膏生產者提供了借鑒作用。
因此，我們有理由這樣推定：普洱茶膏是受唐宋時期茶膏的啟發並在借鑒唐宋茶膏製作的基礎上逐漸形成的。
中國的茶葉在漢代以前是作為藥來使用的。茶葉在漢代以後，出現了一次革命化的轉機。茶葉離開了醫藥範疇，或者說離開古代郎中（中醫師）開具藥方的筆，進入普通大眾日常消費的視野，其普及性與需求量大大提高，參與茶葉的種植與採摘和製作就不再成為古代郎中（中醫師）的專屬，而演變成群體的概念。
於是，中國的“茶人”概念出現了。它不是某個人的稱謂，而是一個群體的專稱。這是一個特殊的群體，也是充滿智慧的一個群體。
這個群體延續到唐代，出現了一個“茶人群體”中最具傑出代表性的人物。
他就是陸羽——唐代以及唐代以後至今仍被中國人奉為“茶聖”的一個人。
陸羽一生對儒學、佛學、詩賦韻律等有很深的造詣，特別是以其豐富的茶學知識和高超的烹茶技藝在社會各界乃至朝廷享有較高的聲譽。
在33歲時，歷經十年時間，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茶經》初稿。此後，又經歷了十年時間，對《茶經》原稿進行了一次大的修改和增訂。
第二年，唐朝的德宗皇帝召見陸羽，要他烹茶，皇帝品飲後，大加讚賞，封他為“茶聖”。
《茶經》是世界上第一部全面論述茶葉和茶文化的專著。它主要論述了茶的本源、制茶器具、茶的採制、煮茶方法、歷代茶事、茶葉產地等。其內容詳實、豐富，語言流暢簡潔，篇幅極短，總共7000餘字。自此，茶學成為一門專門的學問歷久不衰。
我們在這裡之所以提到陸羽，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陸羽所處的中國最引以為豪的時代——唐代。
我們說一個時期的鼎盛與繁榮不是單指某一項或某幾項的強盛，而是百業的興盛。在這百業中，就包括茶業的興盛。現在的茶葉史學家們在追溯中國茶葉歷史的發展中，普遍有一個共識：茶業在唐代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即史稱——茶業興于唐，盛于宋。
《茶經》——當然也包括陸羽本人，既是這個時代的產物和標誌，又是這個時代的高度與深度。
還有一點，或許是茶葉史學家所忽略的，那就是陸羽也是中國第一個茶膏發現者，或者稱為啟蒙人。這或許是一個新的提法。
陸羽是中國茶葉史上第一個將茶葉中出現的“膏”（茶葉加工後出現的膏化物質）記錄在《茶經》裡的人。 陸羽是從唐代的制茶工藝中，發現了茶葉經加工之後自然出現的部分“膏化現象”。同時敏銳地感覺到這個“膏化現象”與中國傳統的中醫藥的藥膏有相似之處。於是，破天荒地第一次將這種物質冠以“膏”的名稱記錄在《茶經》裡。
陸羽發現的這個“膏”與當時唐代制茶工藝有直接的聯繫。因為唐代制茶與我們今天的制茶方法有很大的差別。那時的制茶工藝幾乎是以蒸青餅茶為主。陸羽的《茶經》主要描述的也是唐代餅茶的製作方式。我們說“茶，興于唐”，也是以蒸青餅茶製作工藝的成熟為代表的。
陸羽在《茶經》中，對這種餅茶製作工藝高度概括為十四個字，即“采之、蒸之、搗之、拍之、焙之、穿之、之”。 當然，陸羽雖然只用寥寥的十四個字就將唐代的餅茶製作工藝給予高度概括，但內中包含更深層次的工藝環節及要求卻不是我們今人簡單的幾句話就能詮釋的。
我們只知道陸羽宣導的制茶方法，對後來的兩種茶產生很大影響。 一是雲南的普洱茶。無論是傳統的餅茶製作工藝還是今天的渥堆發酵的熟茶，我們都可尋到陸羽制茶的思路與蹤影。 二是日本的蒸青酶茶。它是唐代由中國傳入日本的制茶方法，也是日本至今仍然保留著最貼近唐代的制茶方法之一。 讓我們再回到陸羽制茶的這十四個字。 這裡有與茶膏相關聯的幾個工序。這其中——“蒸之、搗之、拍之”三個工序是與“膏”的出現有直接的關係，因為這三個工序極易將茶葉中的部分茶汁與纖維物質分離，在空氣氧化作用下，使溢出的茶汁出現膏化現象。
陸羽在他所處的年代已經發現這一現象，並在《茶經》中多次提到“膏”字，他認為在餅茶的加工過程中應“畏流其膏”，意思是如果把“膏”擠壓出去，會使製成的茶餅表面像籮篩，形狀枯乾。
因此，在唐代，陸羽認為的好茶表面上一定是“含膏者皺”，這是唐代鑒別好茶的一條標準。
需要指出的一點是，雖然陸羽從製作餅茶中發現了茶汁溢出後出現“膏化”現象，並認為這個“膏”是茶葉中的好東西，但他沒有將茶汁與茶葉中的纖維物質徹底分離，而只是讓“膏”仍然保持在茶餅的表面，與後來真正意義上的“茶膏”還有一定的距離。
宋代茶人群體中，也出現了一位幾乎與唐代陸羽齊名的“超級茶人”，你很難想到，他竟然是宋代的第八位皇帝——宋徽宗趙佶！
宋徽宗，一個遭人厭惡又令人惋惜的亡國皇帝。
但是，正是這樣一個皇帝，在藝術造詣上卻獨樹一幟，至今被後人津津樂道。他治國無能，但藝術才能頗高。
他獨創的瘦金體書法獨步天下，直到今天相信也沒有人能夠超越。這種瘦金體書法，挺拔秀麗、飄逸犀利，即便是完全不懂書法的人，看過後也會感覺極佳。宋徽宗傳世不朽的瘦金體書法作品有《瘦金體千字文》、《欲借風霜二詩帖》、《夏日詩帖》、《歐陽詢張翰帖跋》等。此後八百多年來，迄今沒有人能夠達到他的高度，可稱為古今第一人。因此，後世的一些史學家因為宋徽宗的這些貢獻，也大加惋惜。如《宋史》在《徽宗記》中，就歎曰：“宋徽宗諸事皆能，獨不能為君耳！”意思是說宋徽宗什麼都能做，唯獨不能當皇帝。
▲宋徽宗——瘦金體
宋徽宗對後人還有一項重要貢獻，那就是“茶”。恰恰這一點，除了茶葉專家外，極少被後人熟知。如果我們從互聯網上去搜索“宋徽宗”這三個字時，映入眼簾的是大量關於他生平及書畫方面的報導，而對他熱衷的茶事卻鮮有介紹。其實，宋徽宗是繼唐代陸羽之後又一個最著名的茶葉專家。也可以說是“大家”。他是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王朝中總共三百多個皇帝中唯一一個寫茶書的人。 宋代鬥茶成風。宋徽宗所著《大觀茶論》中詳細記載了程式繁複、要求嚴格、技巧細膩的鬥茶。我們可以假設，如果沒有陸羽和陸羽的《茶經》的話，那宋徽宗會憑藉他的《大觀茶論》一書，理所當然地摘取“茶聖”的桂冠。
《大觀茶論》是在大觀年間寫成的茶論，共20篇。1107年成書。全書2900字，正文分產地、天時、採擇、蒸壓、製造、鑒別、白茶、羅碾、盞、筅、瓶、杓、水、點、味、香、色、藏焙、品茗、外焙等20篇。對於產地、採制、烹調論述得非常詳盡。在色香味的審評中，《大觀茶論》比陸羽的《茶經》更清楚詳細。在茶道精神方面，陸羽提出了“精行儉德”，而宋徽宗提出了“清和澹靜”，境界更深了一層。這是宋代品茗鬥茶更加深入的客觀反映。讓我們還回到茶膏的本身。顯然，宋徽宗精研過陸羽的《茶經》。他不僅深刻地理解了陸羽在《茶經》中對“膏”字的使用，而且也以專家的眼光將“膏”字尚未深化的內容挖掘出來。在《大觀茶論》中，他提出一個鑒別茶的方法： “茶之範度不同，如人之有面首也。膏稀者，其膚蹙以文；膏稠者，其理斂以實。” 意思是說：茶餅的外表如人的面目，茶餅表面含的膏狀物質，如果較稀的話，會出現很多皺紋。如果表面含的膏狀物質較多、較厚，即膏稠者，其表面的紋理不明顯，質地堅實。
那麼，這裡有一個疑問：宋徽宗提出的這個膏稀與膏稠是怎麼來的呢？唐代陸羽的“含膏者皺”是“蒸之、搗之、拍之”之後使茶汁溢出，經空氣氧化，使茶汁出現了“膏化現象”的結果。而宋徽宗的膏稀和膏稠的提法難道與唐代工藝如出一轍？仍然是唐代“含膏者皺”這一思路的延續？ 答案是否定的。因為宋代的茶人已經成功地將茶葉與茶汁分離，又將茶汁還原為另一種稠狀物質，即茶膏。那麼，宋代是採用什麼手段實現這一分離的呢？我們從宋代的另一本茶葉專著中找到了答案。這本書名叫《北苑別錄》。書的作者是趙汝礪，為南宋時期福建轉運使主管帳司。北苑貢茶苑為宋代皇宮直屬的茶園，專門為宋代皇室採茶、制茶的貢茶單位。它始建於西元976年。在宋徽宗當政的二十五年中，北苑貢茶苑最為紅火。
在這本書裡，趙汝礪第一次揭示了宋代製作茶膏的方法。“茶既熟謂茶黃，須淋洗數過。方入小榨，以去其水，又入大榨出其膏。先是包以布帛，束以竹皮，然後入大榨壓之，至中夜取出揉勻，複如前入榨，謂之翻榨。” 這段話的意思是：蒸熟的茶葉稱“茶黃”，茶黃得淋水數次令其冷卻，先置小榨床上榨去水分，再放大榨床上榨去油膏。榨膏前用布包裹起來，再用竹皮捆綁，然後放到大榨床下擠壓，半夜時取出搓揉，再放回榨床，這是翻榨。 此外，宋代是中國名茶不斷湧現的時代。我們從《宣和北苑貢茶錄》（宋代熊蕃所著）中，可以體察到為皇家所造團餅茶那出神入化的皇室茶譜。其中尤以龍團鳳餅為精緻致極。熊蕃在他的書中，錄有38種團餅茶模型，有方、圓、橢圓、花式等，造型多姿多彩，飾面用龍鳳圖騰，祥雲氤氳，寄託一種神韻，其茶名“乙夜清供”、“承平雅玩”、“龍鳳英華”、“龍園勝雪”、“玉除清賞”等更是引人入勝。這其中，有一條是後人極少發現的，就是茶膏也為其增色不少。如果沒有“珍膏油其面”，會使其遜色不少。
▲宣和北苑貢茶錄
但是，不幸的是，這種制茶工藝卻在明代戛然而止。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下詔罷造龍團鳳餅，全部改為“散形茶”。 朱元璋之所以這樣做，是有三點原因： 一是這種制茶法因為工藝複雜，耗費太多的人力物力。二是唐宋延續下來的貢茶制度，造成當時的各級官吏對茶農與茶工的剝削愈演愈烈。 三是宋代過分強調製茶技藝，追求工藝至高至極。
但不管怎麼講，明朝朱元璋的一道聖旨：罷龍團鳳餅，改散形茶，使延續上千年的唐宋制茶工藝就此消失，包括茶膏在內，從此不見蹤跡。 很多茶葉史專家對明朝朱元璋的做法至今耿耿於懷。他們認為，中國的制茶技術發展在宋朝達到頂峰之後，則由盛轉衰。其轉捩點就在明朝朱元璋開國之始。 有一點，倒是我們可以認同的是。縱觀中國社會發展的各個階段，明代對中國茶葉的研究也是最薄弱的。雖然明朝出版的茶書最多，據不完全統計，高達五十五種之多，而唐宋只有七種，後來的清朝也只有十一種。但明朝的茶書品質一般，沒有超越唐宋時期如《茶經》、《大觀茶論》等茶書的容。絕大部分為茶區概要，風土人情，或唐宋茶書的翻版。
雖然明朝廢止龍團鳳餅，但處在邊疆地帶的雲南，或許由於遠離京城的原因，借助“茶馬古道”的交易繼續著團茶與餅茶的生產。雲南的團茶與餅茶雖然沒有宋代茶品精緻，在某種程度上也可說是唐宋龍團鳳餅的簡單模仿，但這一保留卻為後來清朝普洱茶的繁榮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清代的茶葉發展是繼中國唐宋之後又一個頂峰。與唐宋時期不同的是，唐宋只專注於餅茶的制茶技藝。而清朝則是“百花齊放”——各類茶及不同的制茶技藝群芳鬥豔，色彩斑斕。我們現今熟知的“西湖龍井”“碧螺春”“太平猴魁”等，都是在清代得以正式定名。
普洱茶與普洱茶膏也是在清代確定自己的名稱。
1729年，清朝雍正七年，清朝政府在雲南普洱地方設立普洱府，為流官制，管轄六大茶山等地。普洱府一項很重要的職責就是統管當地的茶葉交易，不准私商販茶。這就使在雲南普洱府管轄區域交易的大葉種茶統稱為普洱茶。
進而又將雲南大葉種茶製成的團茶、餅茶、沱茶、磚茶，統稱為普洱茶。就在清朝設立普洱府的當年，雍正皇帝給雲南總督鄂爾泰發聖旨，責成他親自監督，選取最好的茶葉，製成普洱團茶、女兒茶和茶膏，進貢朝廷作為貢茶。
茶膏再次悄悄浮上水面。依舊是貢茶的角色，依舊神采飛揚。畢竟在當時，被皇帝欽點的茶品，是何等的榮耀。 這個茶膏其實就是普洱茶膏的前身，雲南土法製作的普洱茶膏。 它最初是由雲南土司採取大鍋熬制方法而初創的一種制膏工藝。這種方法顯然與唐宋茶膏的製作工藝有很大區別。宋代茶膏是採用“小榨去水，大榨出膏”的方法，將蒸熟的茶葉榨出茶汁，並將茶汁經空氣氧化與乾燥後演化為“膏化物質”。
而雲南土司的大鍋熬制茶膏，則是借鑒古代中醫熬制“藥膏”的工藝，直接搬過來使用的一種制膏方法。因為這種方法相比宋代茶膏的製作，更簡單易學，人人都可操作。而且，對制膏設備的要求也沒有宋代制膏需要“大小榨床”的要求。只要有鍋，無論是在家裡或是茶坊都可製作。
大鍋熬膏屬於普洱茶膏發展的初始階段，只能定性為“土制（土方法）”，與後來皇宮“禦制”的茶膏有很大的差別。
這種情況在乾隆執政後，迅速得以改變。翻閱清朝的各種史料，我們發現，自乾隆當政以來，雲南的普洱茶上貢朝廷的數量相比雍正時期在逐年擴大。但有一點，是很多人不注意的，那就是少了“普洱茶膏”。我們從很多反映雲南上貢的茶品目錄中，再也沒有看到“普洱茶膏”的影子。是普洱茶膏就此停產？還是清朝皇宮將其逐出，不再列為皇室的飲品？ 答案出乎我們的意料。
▲故宮收藏的普洱茶膏
普洱茶膏不僅在乾隆時期，乃至以後，始終成為皇帝的主要茶飲品，而且，還將其作為國禮饋贈給海外使節（後面章節詳述）。那麼，這些普洱茶膏又是怎麼來的？答案也同樣出乎我們意料：是清朝皇宮自己製作的。 這又是為什麼呢？原因有兩點：第一，當時的雲南政治形勢極不穩定，經常出現“反清複明”，加之地處在邊陲，離京城路途遙遠，統治者極為害怕投毒；第二，雲南土法製作的茶膏基本上以熬制為主。這種反復的熬煉與“煉丹術”有點相似，其鉛、砷的含量自然很大。加之這種高溫會破壞茶葉多種營養物質，失去原有的價值。 於是，乾隆時期，乃至以後的茶膏製作被遷入到清朝皇宮內的禦茶房（原址在乾清宮東廡），並且在製作工藝上做了非常大的改進。
清宮禦茶房的制茶工匠們在借鑒了宋代“小榨去水，大榨出膏”的工藝基礎上，採取了一套近似我們現在低溫萃取、低溫乾燥的工藝，創造了一種新的“壓榨制膏”工藝。這種工藝，使用的原料仍然是雲南上貢的普洱茶。“普洱茶膏”由此正式確立。也就是我們現今俗稱的“宮廷普洱茶膏”。也許，正是因為這一點，才使得當時的藥學家趙學敏（西元1719~1805年）在乾隆三十三年（西元1765年）所著的《本草綱目拾遺》中，將“普洱茶膏”正式納入其中。這是我們從官方的文獻中看到的第一個正式稱謂：普洱茶膏。
不管怎麼說，自乾隆年間普洱茶膏正式定名及工藝確立之始，就以特殊的身份位列茶中珍品。由於宮廷對普洱茶膏選料極精，要求極嚴，必然造成出品量極低，自始至終，沒有在社會上流通。但在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普洱茶膏卻作為國家禮品第一次向到訪的英國使團馬嘎爾尼饋贈。普洱茶膏就此流入海外。以後，它又成為饋贈外國使節及要人的禮品之一。
▲英國使團馬嘎爾尼
1925年，清朝皇室解體，普洱茶膏的製作也隨之終止。新中國成立後的20世紀50年代，中茶公司接受國家任務，要求猛海、下關等幾個企業趕制3500千克茶膏，供給援藏幹部，但這幾家企業僅生產了2000多千克後，就停產了。原因是這種品質較差的茶膏不被援藏幹部接受，自然也就沒有了下文。初步分析，是因為仍然沿用大鍋熬制方法所致。茶膏自此又一次銷聲匿跡。但在2004年以後，普洱茶膏又悄然出現。先是魯迅的兒子周海嬰將魯迅先生保存的普洱茶膏（3g）拿出來拍賣，轟動一時。魯迅先生保存下來的普洱茶膏就是來自清朝皇宮。
現北京故宮博物院還藏有清朝光緒年間留存下來的極少量的普洱茶貢品——團茶和茶膏，被現今的普洱茶界稱其為“普洱茶太上皇”。當時因屬皇宮貢品，定量加工，所以存世不多，後經文化大革命中的浩劫，現已奇貨可居。目前，貢品團茶（金瓜貢茶）真品僅有兩沱，分別保存在北京故宮博物院與杭州中國農業科學院茶葉研究所；匣盛普洱茶膏僅北京故宮博物院尚存幾匣，堪稱國寶，難得一見。2007年曾在北京故宮博物院珍寶館展出。
自此，雲南普洱茶膏的生產又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即由傳統普洱茶膏向現代普洱茶膏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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